　　作者：张功耀

　　刚刚从《新语丝》网站读到原发于《辽宁日报》的方舟子与王琦之间关于中
医药问题论战的一篇报道。身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的王琦，至今还在固守着
“中医能治病”的陈词滥调。这样的陈词滥调拿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们是无
法驳倒的。因为那个时候医学哲学还很落后，我们的确还不能解释“中医能治病”
的问题。可是，自从有了循证医学，继续喋喋不休地重复这样的陈词滥调，就属
于死皮赖脸，而不是单纯的冥顽不化了。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重复我们已经做了多次阐述的循证医学原理，只简单
说说“中医能治病”的奥秘究竟何在，以便于读者从这些奥秘当中体察“中医能
治病”问题的实质，从而加深对鲁迅先生关于“中医不过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的论断的理解。

　　一、被中医忽悠出来的“疾病”，中医是“能治”的。

　　赵本山先生曾经主演过一个幽默短剧，叫做《卖拐》，在国内很有影响。在
这个讽刺短剧中，大忽悠居然把一个正常人忽悠瘸了，而且是“一旦发现就是中
晚期”“很危险”。大忽悠自己知道自己是在忽悠人。大忽悠的妻子也知道大忽
悠是在忽悠人。大忽悠的妻子还有些良心，规劝范厨师不要相信大忽悠的话。大
忽悠的目的也完全不是为了“治病”（大忽悠完全知道范厨师没有病），而是为
了把花了一天一宿做出来的拐卖掉。由于“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他决定把拐
卖给一个正常人。果然，大忽悠成功了。不但把拐卖给了一个正常人，而且还赢
得了本来正常，却被忽悠出有严重疾病的范厨师一句深情的“谢谢啊”。

　　把一个本没有病的人忽悠出有病，然后对这样的“患者”既卖医又卖药，这
种勾当是一种常见的医疗欺诈。这就是“唤醒正常人的疾病意识”的医疗欺诈。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本没有病的人，在唤醒他的疾病意识以后，再对他进行治疗，
只要不是越治越坏，一般情况下都是“治疗有效”的。现代中医捏造“亚健康”
这个术语，就是为了“唤醒正常人的疾病意识”，然后实施他们的医疗欺诈。遗
憾的是，虽然大家都喜欢看《卖拐》，却有很多人识别不了类似于大忽悠那样的
医疗欺诈。

　　对正常人忽悠出来的疾病，只要不把这个人搞残、或者弄死，任何“治疗”
都是有效的。这是“中医能治病”的第一个奥秘。

　　二、中药对疾病症状的物理缓解或生理缓解作用可以为中医制造“能治病”
的效果。

　　稍微有的常识的人都知道，缓解症状不等于治病。可是，偏偏中医生总是不
厌其烦地把对症状的缓解或掩盖，也当“治疗有效”来渲染。比如说，中医生用
“梁上尘”（房屋梁上积累的灰尘），“血余炭”（头发烧成的灰烬），“荷叶
炭”（荷叶焙烧而成的炭灰）止血，无非就是一种掩盖出血的物理效果。可是，
大陆中医界至今居然还有人在研究荷叶炭的止血功能问题。

　　除此之外，自然界的许多物质还会对人体产生一些生理后果。典型的例子是，
麻黄素具有扩张支气管的作用，对于一个呼吸困难的患者，给麻黄，可以对他起
到扩张支气管的作用，因而可以缓解哮喘、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但是，对于
诸如此类的“疗效”，现代医学必须给以重新认识方为安全。否则，某些缓解症
状的措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刚才举的例子来说，麻黄属于β受体兴奋剂。
高血压病人应该慎用麻黄或麻黄素。如果不进行麻黄摄入剂量控制，它将损伤人
的神经系统。众所周知，服用鸦片也能缓解不少症状，如提神、止泻、止痛。估
计只要这个人不是愚不可及，他应该自觉抵制使用类似的药物来缓解症状。

　　需要再次特别指出的是，缓解症状与治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治病可以缓解
症状，但缓解症状不等于治病。

　　用缓解症状冒充“有效治疗”，这是“中医能治病”的第二个奥秘。

　　三、中医可以为患者争取到安慰剂效应。

　　一个医疗过程可能会在患者身上产生安慰剂效应。它是一种基于心理感受的
生理学效果。这种安慰剂效应是可以用的。但是，安慰剂效应不是真实的治疗效
果。上世纪80年代以来，针灸开始向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德国的一个研究小组对
针灸的研究发现，假针灸（不按中医的穴位扎针）和真针灸（依据中医的针灸穴
位扎针），在缓解背部疼痛方面，比吃药要好。这个效果也如同对肩周炎病人和
风湿性关节炎病人用热敷缓解疼痛的效果，比吃药要好，是相类似的。它与手被
撞击痛了以后，用口对着伤处吹气，也能缓解疼痛，是一样的。这样的安慰剂效
应，因为具有缓解症状的优势，在医学实践中是完全可以用的。但是，无论药物
措施，还是物理措施，产生出来的安慰剂效应，都不是真实的治疗效果。揭露安
慰剂效应的基本方法，一是进行实验生理学实验，二是进行临床的随机双盲对比
实验。基于这两种实验的医学，就是循证医学。所以，循证医学是揭露安慰剂效
应的利器。在疼痛部位吹气尚且可以产生安慰剂效应，服药当然也可以产生安慰
剂效应。这是“中医能治病”的第三个奥秘。

　　四、中医对自愈性的疾病“有效”。

　　人体是一个自组织系统。有一半多一点（也有人认为有90％）的疾病可以不
药自愈。事实上，对疾病的自愈性，远在战国时代，我国古代的先民就已经有了
一定的认识。《周礼注疏》关于“有病不治，恒得中医”的说法，就是我国古代
先民关于疾病的自愈性的历史记录。中医的许多“神奇疗效”就来自疾病的自愈
性。这是“中医能治病”的第四个奥秘。

　　五、当疾病自身的演化与中医的治疗过程相偶合时，中医会“有效”。

　　众所周知，人体的生理过程具有某种节律性。困顿、兴奋、食欲、性欲，等
生理过程，都有这样的节律性。上个世纪30年代，观察医学（一门以观察病情演
化为目的的医学学科）在美国兴起。从那时起，医学家们从对疾病自身的演化过
程中，陆续发现了疾病的演化也有类似的节律性。比如，疼痛就不是直线式地发
生的，而通常是阵发性的，甚至周期性的。毫无疑问，人体生理过程和疾病过程
的节律性演化，如果与一个治疗过程正相偶合，这个治疗过程，就会表现为一个
有效治疗的过程。但是，在实际上，则是疾病自身的演化决定了那个过程。显然，
如果一个中医生采取的医疗方法，正好符合某一个患者病程的自然演化，则中医
生对于这样的疾病也是“能治”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中药活血化瘀。对于机械性
损伤引起的皮下出血，其外部表现就是肿胀和瘀血。这样的肿胀和瘀血是自己可
以散去的，完全不需要搞什么“活血化瘀”的治疗。中医生硬充能干，经常画蛇
添足，给病人贴跌打损伤膏药，让病人吃些“活血化瘀”的毒药。这些中医中药
治疗，既不能加速，一般也不会阻止，患者受伤部位的消肿和散瘀。因此，当一
个医疗过程与疾病自身的演化相偶合的时候，中医中药治疗也会取得在某些愚民
看来取得非常神奇的“疗效”。这是“中医能治病”的第五个奥秘。

　　六、争取患者的观察偏见，可以制造“中医能治病”。

　　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在观察相应的治疗后果的时候，都会带一些观察偏见。
对于态度和蔼的医生，病人的观察偏见倾向于治疗有效。同样道理，在医生看来
那些“听话的”“好病人”（健壮、结实、乐观的病人），医生的观察通常也会
倾向于有效治疗。“医生的态度越好，医生的医术也越高”，奥秘也就在这里。
不过，为了确认疗效的真实性，避免医生和病人的观察偏见，循证医学倡导通过
“双盲研究”做出判断。这就把由于观察偏见而导致有效治疗误判道路给堵死了。
在循证医学面前，中医生平和藏拙的本性便会露出他的尾巴来。

　　用和蔼的（有时是伪善的）态度对待病人，建立病人对治疗过程趋向“有效”
的观察偏见，这是“中医能治病”的第六个奥秘。

　　七、中药掺西药通常都可以取得“中医能治病”的效果。

　　解放初期，中央政府倡导“中西医之间的团结”。这个政治口号在后来逐步
演变成了一个荒唐的学术领域。它使得国际社会异口同声严厉打击的中药掺西药，
在我们中国合法化了。于是，国际社会多次打击中药掺西药，我国政府却一直视
而不见，甚至逆向作为，滥加辩护和鼓励。还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壮阳药
里边掺伟哥；感冒药里边掺双氯氛酸钠和马来酸苯那敏；甚至蜂蜜里边掺抗生素
卖到国外去为正常人“降火”。

　　西药的有效性是经过实验生理学证明过的。在中药里边掺西药，其有效性，
在通常情况下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中医能治病”的第七个奥秘。

　　八、中医对伪症状疾病“有效”。

　　人类的许多疾病症状属于“伪症状”。这些伪症状疾病，有的是某些心理暗
示造成的，有的是生理性周期造成的。比如说，妇女的经前综合症，就已经被确
定为青春期妇女的伪症状，而不是真实的疾病状态。青春期妇女在来月经之前，
都会出现相应的伪症状。这些“疾病”通常都会随着生理性周期的消失而消失。
只要有毅力，有耐力，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就可以克服这些伪症状造成的身体不
适。这样的身体不适，需要照顾和关爱，但不需要治疗。对于这样的伪症状“疾
病”，中医是“能治”的。这是“中医能治病”的第八个奥秘。

　　撇开以上八个方面，中医中药究竟还能治什么病？我想，每一个读者都心里
有数，用不着我们继续赘述！

中医趣闻两则

　　2004年第9期的《读者》杂志上，有一篇刘墨写傅斯年的文章，讲到了著名的傅孔之争，主要是一个有关中医争论的小故事。这颇引起了笔者的兴趣，经过一番深入探究，了解了其真相以及前因后果。在此不妨以傅孔之争为引子，谈一谈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

　　傅孔之争的主角中，傅者，傅斯年也；孔者，孔庚也。傅斯年(1896年～1950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为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又先后赴英、德留学。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学生领袖，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月始)。孔庚(1871年～1950年)，字文轩，号雯掀，湖北浠水(蕲水)人。年轻时留学日本，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同盟会，曾担任孙中山大本营参议、讨贼鄂军总司令，后为国民党参政院湖北委员。

　　刘墨对傅孔之争是这样讲述的：

　　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傅的身体很胖，这是颇有名的)，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吧!”

　　傅孔之争所为的中医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要牵扯到七十多年前为是否“废止中医”而激烈论争的一段历史。

　　1941年，孔庚在国民政府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提出了这样的提案：《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学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案》。傅孔之争，当因此而起。而其实质，则是支持中医和反对中医、废止中医的激烈交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了范围颇广也颇为激烈的中西医论争。反对中医者提出了“废止中医”等提案，他们甚至不屑称祖国的传统医学为中医或国医，而贬称之为“旧医”。而支持中医者以及中医界人士等对中医阵地进行了坚决的捍卫。在这段历史中，傅斯年的立场是站在坚决反对中医的阵营中，并且充当了先锋。

　　傅斯年，绰号“傅大炮”，是说他好冲动、敢说话、声音高。在当时，傅斯年是坚决反对提倡中医的。傅曾有这样的话：“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当然，在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也绝非傅斯年一人，余云岫(余岩)也是一位“废止中医”的急先锋，郝光明在《现代教育报》2001年9月21日A1版发表的一篇文章《一百年后还会有中医吗?》中提到：“直到建国初期，卫生部门受余云岫思想的影响还比较深，余云岫本人仍受器重。”

学术之争演变为政治之争

　　关于这段中西医论争，邓文初在《“失语”的中医——民国初期中西医论争的话语分析》（发表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总第168期）一文对此论述得颇为详尽：

　　中医的危机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在此期间，中西医的学理讨论溢出医学界而进入言论界，并进一步触动了政界乃至整个民国社会，饭碗问题与学理问题交织一起，学界人物与政界人物互为激荡，将一场本可以局限在学理层面的讨论闹得沸沸扬扬。中西医之争，仅影响极大的就发生过四次：1920年余云岫与杜亚泉的争论；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的争论；1934年发生在《大公报》、《独立评论》上的“所谓国医问题”的争论；1941年发生在国民政府参政会的傅斯年、孔庚之争。

　　1920年的论战缘于余云岫在《学艺》第2卷4号的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这一文章，被《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读出了对中医的“鄙薄蔑弃”之意，杜亚泉当即在《学艺》发表回应文章《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余云岫的《灵素商兑》一文，同样遭到了杜亚泉的批评。这次争论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尽管像章太炎、吴检斋等人均在私下场合就中西医问题多有探讨。

　　1925年前后，中西医问题的论争趋于激烈，直接引出了此后的废止中医案。1929年国民政府下属的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这一事件引出了一次全国性的大争辩。1929年12月1日，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四百多人聚会上海，通过向国民政府请愿的决议。关涉到数万中医生存的废止中医案，闹腾几遍医界与政界，官司打到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那里，最后是以一纸议案出台，又以一纸命令取消了事。事态的喧嚣盖过了学理的探讨。
　
　　第三次争论由傅斯年在《大公报》上的星期论文引起，1934年3月5日傅斯年的文章《所谓国医问题》引发了半年多长时间的争论，论争场地集中在《大公报》与《独立评论》。参与论争的有天津中医公会，也有具有西学背景的学人。《大公报》1934年8月13日、8月18日，《独立评论》第115号、118号、120号及121号刊发了一系列文章。但这次争论的硝烟并没有弥漫到政界，没有触及社会底层的神经。

　　而以傅斯年为主角的这场“骂中医”的戏还没有唱完，学界的硝烟在六年之后终于弥漫到政坛。1941年在国民政府参政会上(即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湖北参议员孔庚的议案《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引发了傅孔冲突，在此后的第三届会议第二次会议、第三届会议期间，孔庚继续提出内容大体相同的一系列议案：《请政府设国立新药厂达到药物自给加强国民经济动员案》、《动员全国中医设立中央国医院，各机关设立中医治疗所，保障军民健康案》，并得到四川参议员曹叔宝的附议。于是傅孔冲突便由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政坛之上的辩驳演化为人身侮辱。

　　可以看出，四次大的争议中的两次由傅斯年为主角。当时的争论就是如此的激烈，大争伴随大闹。张鸣文在《读书》杂志2003年第6期发表的文章《旧医，还是中医?——七十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中指出：“1929年初，由国民党的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所谓的全国中央卫生会议”，“（这次会议）虽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的院长、著名医生和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在一九二九年那个时候，中国的西医……虽说内部派系纷乱，跟英国人学的叫英医，德国的叫德医，意大利的叫意(义)医，各守家法，互不相扰。但大家对付起中医来，却是同仇敌忾。……会上废止中医的呼声甚嚣尘上，结果是通过了一个‘旧医登记案’”。

　　当时有关废止中医药的提案共四项，分别是《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统一医士登录方法》、《制定中医登记年限》、《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其中，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基本包括了后三项提案的内容。他在提案中提出了彻底消灭中医的具体措施共六条。会上议决将上述四项提案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如《旧医登记案》规定，所有未满50岁从业未满20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而50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有限制，且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

　　闹剧演绎到了高潮，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废止中医”的“决议”就这样出台了。此议一出，举国岐黄之徒为之哗然。于是由感染了民主之风的上海中医挑头，全国中医界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请愿抗议活动。当年3月17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结果是旧医登记案不再甚盛，大家不了了之。

　　虽“废止中医”最终没有得逞，但“骂中医”之风却一时甚盛。这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三次、第四次论争。自1929年之后虽历时已十余年之久，从南京又到了重庆，傅斯年对中医之骂仍然是那么起劲，以致于要动老拳!读刘墨所写的傅孔之争，那傅斯年似乎很高大的形象，又很有礼让之举，而其真实面目则是坚决否认中医的作法(当然还可以归结到反传统之所谓“新”、“洋”做派)。傅斯年毕竟没有扬起他的老拳，而中医最终也没有被骂倒，更没有被废止。重庆那次国民党参政会的结果是孔庚关于“中西医并重”的提案得到了通过，这也许对此是个补充吧。

　　柏杨先生的《投奔中医记》

　　在了解了真实的背景之后，再来读傅孔之争，我们的心态是颇为复杂的。有人把当年的“废止中医”风波归因于文化范围内的中西冲突，它所引起的激荡范围远非仅仅限于中医层面。张鸣在《读书》杂志2003年第6期著文对“七十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进行反思时谈到：“仔细想想，中医还是旧医，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过去了的老问题。中学的命运，跟中医也差不了多少”。既如此，让人了解那段历史绝对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也就不必仅限于与中医药相关的范围。

　　以下是台湾柏杨先生的《投奔中医记》的节选，其中有对傅斯年的评论之语，也有对中医的评论之语：

　　吾友傅斯年先生在世时，一提起中医就七窍生烟，一些新派洋派，对中医更是摇头摆尾。一位朋友，被我借钱看病借急啦，有一次抓住我领口——武林高手的锁喉战术，吼曰：“老头，你下跪也没有用，一文不给。要看病，我陪你去找西医，费用我包。”于是立刻又被押解秦重华大夫处。秦大夫亲自把我送到他的一位眼科朋友处，检查结果，学名是“黄斑部变性”，据说只有何仙姑下凡，才有希望。该朋友悻悻地掏出银子，摔到地上，我就捡起来仍去继续投奔中医。敬告读者老爷，我现在的尊眼除了看书看报有点差劲外，对于其他，看啥都行。看电影，看电视，尤其是看女人，无不得心应手，而且开起汽车来，更为灵光(如有仁人君子送我汽车，只管送好啦，不要客气)。

　　中医中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弃儿，被丢在阴暗的角落，一面任它自生自灭，一面嫌恶它为啥不去上学堂呀。中医之所以没有经过整理，大概是学医的中国同胞，都立竿见影地要挂招牌，马上赚钱，很少肯在不能马上赚钱的药理上下工夫，遂使弃儿一天比一天骨瘦如柴。再熬个几十年，如果仍没人伸出援手，中国这个优秀的文化结晶，恐怕要从地球上扫地出门，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人类文明的损失。
　　
　　不科学是中医最严重的致命伤。有时候看见有些中医老爷，口中念念有词，不像是治病，倒像是一位巫师在做法场，真能使人跃跃然想动脚踢其屁股。但事实上中药有其潜在的科学结构和科学原理，只是我们还没有弄明白那结构和原理的真相。傅斯年先生因为家人被中医治死，以致恨中医入骨。可是被西医治死的人更多。呜呼，凡是反对中医的朋友，包括傅斯年先生在内，几乎全都死在西医之手(除非老天保佑你，掉到河里淹死，或被汽车撞个魂归离恨天)，却没有人反对西医。

　　柏老就知道至少有一位洋大人对中医佩服得五体投地。提起此人，家喻户晓，乃美国前副总统洛克斐勒之父，第一任石油大王洛克斐勒之子，老洛克斐勒是也。想当年老洛害了眼疾，以他的银子，自不必像柏老一样发愁进当铺，可是再多的银子也治不好尊眼，走遍了英、法、德、奥。最后垂头丧气到了中国，中国朋友就用一种不值几文钱的草药灌之，本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理，料不到竟灌得他重见天日，使他对这个古老国度的医药，吓了一跳，就在北平建了一个迄今闻名世界的协和医院，专门研究中国医药。可惜的是，协和医院每天忙着看病，看病可以赚钱，而研究却是肉包子打狗。……

　　在近现代史上，傅斯年和孔庚都很值得研究，笔者在此仅仅从中医发展史的角度来探究傅孔相争这件事。在捍卫中医的那场斗争中，应当说孔庚不惜吃老拳的所作所为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似傅斯年等对中医的否定现在看来也已成过去了。但对中医如何继承发展以及发展道路的争论似乎并未停止过。

　　回顾中西论争与“废止中医”的这段历史，是否仍然有其现实意义，这值得回味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