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海兄，你好！ - 重症肌无力病友之家

冷暖人生之一：从病说起

     2004年7月16日，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的日子。说其刻骨铭心，主要有两个理由：一个是我所钟爱的新闻事业在这个时间几乎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我和我的两位远在榆林市靖边县采访第一线的同事虹虹、银海正在合力完成《靖边豪赌事件调查》，从7月11日采访开始，《调查》已经基本做了5天，每天以两个版面推出，在全省各地引起强烈反响，把同城两家参与这一事件报道的同行远远的甩在了后边，我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说情的，威胁的，也有对本报的报道表示支持的，还有一些亲朋好友劝我多当心。然而，这时的我已经全然顾不了这些，我只能按照我的计划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去，在那一段日子里，我计算了一下，我每天全部的睡眠事件加起来超不过5个小时，尤其是第一天的稿子，7月10日，下午6点钟把两个版的稿子交到夜班以后，晚上快11点的时候，夜班老总找我，此时我仍在办公室。
     夜班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每天只要有重点稿子，就会在报社守着，直到部门主任看过、编辑全部看过，稿件没有问题上了版，我才会放心的回去睡觉。习惯成自然，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我几乎年年如此，认真的对待自己的每一篇稿件。可以自豪的说，在我多年的新闻工作中，我从来没有因为主任或者编辑找不到我而耽误稿件的编发。一些同事对此不理解，总是全我：“何必呢，一篇稿子发了就发了，不发就不发，何必那么认真呢？”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认识是明确的，态度也是坚决的，我个人认为，对待每一件事情，只要你真心爱它，就会全身心的投入其中，就可以不计回报，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少睡一会觉，多跑一段路，当然也就不在话下。对待新闻工作当然也是这样，我热爱新闻事业，我已经将她融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是为了新闻，付出再大的代价，我都觉得很值。
     说道这里，还得插两句，就是这组稿件线索的来历。在西安的新闻圈里，我的朋友很多，有许多都是“铁杆子”，大家有什么好的新闻线索都喜欢找我来商量商量，尤其是一些重大的舆论监督线索，同行都喜欢找我。大家为什么喜欢找我，我总结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我擅长做舆论监督，经验丰富，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最近几年在媒体圈子里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风气，以舆论监督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个别恶劣者，吃了原告吃被告，成了记者队伍中的败类。谁是什么样的人，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搞新闻多年，要说一尘不染，我不敢当，但我绝对没有敲诈过任何人。我采写的舆论监督稿件，几乎写一篇发一篇，不发的都是说情的拉托的，但这些事情与我个人没有任何关系。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媒体的同行们都相信我信任我，觉得我这个人讲义气，靠得住。所以，这样的好线索就自然而然的到了我的手里。
    最先接到这个线索的是《阳光报》记者韩文韬，他在电话里给我简单的说了基本情况后，我就意识到这是一条好线索。随后，在西安市西北三路一家宾馆里与几名从靖边县赶过来的“富翁”见了面，开始了正式的采访。这几个人都是在靖边县做油矿生意的，每个人的资产都超过1000万元，由于不自重，深陷赌博的泥潭之中，一次赌博就会输掉上百万元。在这里的赌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专门有一个“放板”的，“放板”的人在当地都是有钱有势，他负责安排赌博场所，收取放板费，每局都要收十几万元，前来赌博的人也不用带现金，赢了钱由他垫付，输了的，放板人也自会前去讨要，放板人专门养了一群打手，这些人在当地横行一方，谁输了要是敢不给钱，就棍棒相加，有些人因为没有及时给付赌帐，被活活打断了腿，挑了筋，成了终身残废，实在没钱的，这些人就扣房扣车，低价变卖了偿还赌债。在靖边县的赌博圈子里有一句行话“愿赌就服输”，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冒死向媒体反映了？他们都是被一个叫做朱小红的放板者逼的走投无路才这么做的，家产被强占、汽车被拍卖，全家人流离失所，赌徒王东的女儿面临高考，险些失去高考的机会。
    赌博圈内的人愿意挺身而出揭出黑幕，这对我们搞新闻工作的人实在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有许多反映豪赌的线索都是因为没有人敢于站出来为我们作证，而不得不放弃，这次我怎肯轻易让它从我身边溜走呢。说干就干，当天晚上采访结束后，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准备了5000多字的稿子，并和阳光报的同行商量好，次日一同见报，然而到了晚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几位老总看过稿子以后，考虑到问题重大，建议再补充采访。次日，阳光报的稿子独家见报了，第一次上阵，我们先输了一局，随后，华商报闻风而动紧跟了上来，我们的老总听了我反映的情况后，还是非常谨慎表示要“再考虑”。7月9日，华商报的稿子在一版倒头条位置刊出，这样一来，使最先接到线索的三秦都市报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几经考虑，报社决定派我与虹虹当天就赶赴靖边县实地调查采访，同时第一批稿件首先在次日见报，然而当我准备好一切出门时，又一个想不到发生了，我被主任拦下了，因为此前我已经被报社任命为要闻组组长，第二天就要召开全报社要闻工作研讨会，我必须参加，我不得不留在了报社，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两位同事出征。
    当天晚上，稿件交到夜班后，在首场连输两局的情况下，如何挽回被动局面，成为我们必须面临的严峻问题，大家经过激烈讨论以后认为，同城两家媒体的报道虽然对豪赌事件的大体情况作了报道，但是对于工职人员的参赌情况、尤其是民警的参赌情况都是遮遮掩掩，我们的报道要出彩，就要从这个方面着手，决定将所有参赌的工职人员的姓名、单位、职务全部公布出来，并以此为线索展开调查和采访，所有稿件统一用一个栏题：靖边豪赌事件调查。新的思路确定以后，接下来就是重新组织稿子，原来写的稿子几乎都用不上，两个版的稿子，编辑部给我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采访的情况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别的人根本帮不上忙。等我把全部的稿子重新写好时，时针已经指向了23点，而给编辑留下的时间也就是1个多小时，接下来的工作更为忙碌，直到凌晨1点，版样全部发排以后，我的脑子才平静下来。这时候，我才开始考虑次日的采访，并结合报社的思路，给前方的记者安排当天的采访计划。
      当我做完这一切工作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凌晨4点，报社夜班的同志已经陆续离开，报社大楼里除过保安之外，可能就是我一个人了，回去睡觉的话可能一觉醒来就到了中午，考虑到前方的同事上午看不到当天的报纸，我还得给他们介绍各家报社的情况，尤其是华商报的发稿情况，以有利于前方记者结合实际调整当天的采访计划。
    当天的稿件见报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强烈反响，各界人士争相阅读本报，其他两家的报道与之相比，黯然失色，我在第一时间向前方的记者通报了这一喜讯，两位同事在分享喜悦的同时，也感觉到了肩上的压力。
    做完这些工作，我又重新考虑我当天在西安的采访，要采访市民的放映，还要采访政法部门的态度。
    说实话，在稿件见报的这一天里，我的生活几乎乱成了一锅粥，光是没完没了的电话就使我受不了，电话又不能关，生怕前方的记者有事找不到我。白天在繁忙中度过，到了下午，我就开始接受前方的稿子，考虑次日的发稿计划，晚上陪着夜班的编辑整理稿子，理顺编辑思路，一直忙到次日凌晨。
    在靖边豪赌事件采写的5天5夜里，我的生活几乎都是这样度过的，同事都劝我，注意休息，别累着。说实话，同事们都是为我好。但事实上，我一点都不觉得累，新闻如打仗，看着一个个堡垒被攻破、一个个山头被拿下，我心中只有激动和自豪，别的什么都没有。在连续5天的战斗中，我不自觉的把自己当成了一位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大将军。
    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都热血沸腾，觉得浑身有使不完得劲。我是一个见了好线索的就兴奋的人，只要我认准是好新闻，就可以毫不犹豫的全身心的投入其中，为了新闻，我可以不计较一切，我实在不能理解一些同行，见了什么样的线索，都不能激发起他采访的兴趣，每天都是按部就班，作一些不痛不痒，从业多年始终没有见有多大出息，每天在报纸上发上一块邮票大的稿子以证明自己还是一位记者，而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开会领红包上。我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会走到他们那一步，我想如果我真有了那一天，我的死期也就到了。
    我崇尚路谣，这除过他的作品深深感染了我之外，最重要的是他那种精神，那种知难而进勇于开拓的精神，那种“渴望投入一种沉重的生活，只有在沉重的生活中人才能活的更充实”的精神时刻都在鼓舞着我，关于路遥，我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太多，路遥的书我几乎每年都要读上好几遍，每看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关于路遥，我还要在以后的章节中谈到，这里不再赘述。
    就在我沉浸在新闻胜仗的喜悦之中时，一场劫难悄悄的降临了，来得是那样突然，来的是那样的令人措手不及。一切都在我没有预感的时候发生了，我病了，我真的病了，病魔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改写了我的人生。一切都从生病开始，那么，我的故事就得从生病谈起。